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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界的“女明星” ——4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科学家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762 更新时间:2016/8/8 8:30:11

  [导读] 北京时间6月21日凌晨1点,《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科学之星》(Science stars of China)的新闻特写文章,介绍了10位中国科学家及其科研成就,其中包括4位女性科学家。


    她们是中国科学界的“女明星”

  ■第二看台

  北京时间6月21日凌晨1点,《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科学之星》(Science stars of China)的新闻特写文章,介绍了10位中国科学家及其科研成就,其中包括4位女性科学家。从古老的DNA到神经科学,这4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科学家正在为提升祖国在全球科学界的地位发挥巨大的作用。

  颜宁

  成为结构生物学家是命中注定

  小时候,颜宁读过一本16世纪的中国经典小说,小说的主角是一只可以变身成为其它动物的猴子。颜宁很想知道如果自己也能变身会是什么感觉:“如果你能把自己缩小到分子或蛋白质的大小,那一定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她还记得自己曾这样想。现在,作为一名顶尖的结构生物学家,颜宁每天都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研究蛋白质在原子层面如何工作。她说:“我成为结构生物学家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颜宁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并于2007年在清华大学设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当时她30岁,是中国最年轻的女性正教授之一。

  颜宁致力于解析镶嵌在细胞质膜上的蛋白质的结构。她的目标之一是人类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一种至关重要的向细胞提供能量的蛋白质。许多实验室都试图解析它的结构,但都未能成功,一部分原因是GLUT1很容易改变形状。颜宁使用了一系列技巧来限制它的变化,最终在2014年解析出了它的结构。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物化学家罗纳德·卡巴克表示:“5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试图结晶GLUT1,然后突然之间,她就得到了答案。”

  颜宁还在接连不断地做出发现,包括一系列备受关注的结构。大多数夜晚,她都会熬夜到凌晨两三点,并翘掉晨会,好尽可能在实验室多呆一会儿。与此同时,颜宁也成为了一位呼吁为女性和青年科学家提供更好条件的知名倡议者。

  她对使用最新的技术,比如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感到十分兴奋。冷冻电子显微镜使研究者们得以在蛋白质的自然状态下研究它们的细微结构,而不是以纯化的晶体形式。颜宁说,在中国工作的优势之一是从来不用担心资金,并认为结构生物学在中国有光明的前景,“进步的空间是无穷的”。

  叶玉如

  热爱故土的脑神经权威

  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叶玉如一直在牵线搭桥。叶玉如出生于香港,她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攻读了博士学位,研究神经递质。然后,她跨界进入生物技术行业,探索支持神经元存活和发育的神经营养因子。1993年,她携知识和经验回到故土,并加入了刚刚成立两年的香港科技大学。

  她说,搬到一个不以研究著称的地方“被认为是很大胆的举动”,但她想为香港做出贡献。自那时起,她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促进了香港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我睡得非常少。”叶玉如说,她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当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时间就过得飞快。”

  回国以来,叶玉如见证了巨大的转变: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她也见证了中国大陆科学的蓬勃发展。现在,叶玉如正在搭起一座沟通大陆的桥梁:她希望能接触到大量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等疾病的人口,以推进临床研究;培训同时具有临床医学和研究技能的人才,并在中国正在开展的一项大型脑计划中承担重要角色。

  高彩霞

  利用基因工程“设计”作物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高彩霞一直都在适应新变化。上大学时,高彩霞本想学医,但被分配到了农学专业。她说:“我对农学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我的信条一直都是:只要干这一行,就要尽力而为。” 在完成关于草原生态学的博士研究后,高彩霞再次转行,在丹麦罗斯基勒市的丹农种子公司(DLF)从事植物基因工程工作。

  在高彩霞任职于DLF公司的12年里,她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完成了对几种性状的基因改造,包括控制重要草种的开花时间。但欧洲对基因改造作物的怀疑让她对自己的工作能否走出实验室感到悲观。“让一种作物上市非常困难,到最后,工作本身也无法再激励你了。” 这一点,以及让自己的孩子回到中文和祖国文化环境的愿望让她选择了回国。

  高彩霞对自己回国的决定感到很满意。中国对资助农业研究的重视程度要高于欧洲。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几种用更早的基因工程技术培育的作物,但在最近,审批的速度已经慢了下来。此外,中国也尚未决定如何监管基因编辑作物。

  但高彩霞仍然对自己的一些成果进入市场感到乐观。与此同时,她的实验室培育的一种抗病小麦正在被一家美国公司进一步开发。

  付巧妹

  用古DNA重写欧洲最早人类史

  付巧妹说,当她在2009年来到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攻读古人类基因组学博士学位时,她的心情十分紧张。她在中国的硕士研究是关于早期农民饮食的,并没有古DNA或者基因组学方面的经验。但付巧妹一头扎进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并“成为了我们招收过的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在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工作的遗传学家斯凡特·帕波这样评价。

  在最近的20个月中,付巧妹在《自然》期刊上发表了3篇论文,帮助重新书写了欧洲最早的现代人类历史。她加入帕波的团队时,他们正在进行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序列草图的收尾工作。“当时的压力真的非常大,对我来说,那时有许多有意思的事情,也有许多吓人的事情。”付巧妹说,“我在特别合适的时间来到了这个团队。”她学会了如何从远古骨骼中采集微量DNA样本,并迅速掌握了演化遗传学、生物信息学和计算机编程,以分析自己得到的数据。

  2016年1月,她回到中国,担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简称古脊椎所)古DNA实验室的主任。在那里,她希望能对亚洲先民的历史掀起同样的波澜——古脊椎所还有大量古人类骨骼,还没有做过DNA采集。

  经常被问到为什么离开西方回到中国。付巧妹回答说:“我对中国和东亚发生过什么很好奇,我觉得是时候回来了。” (据《自然》杂志)

  

文章来源:中国科技网-科技日报 2016年0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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